《甄嬛传》的“恶”与《大长今》的“善”

　　近年来，一些领域的道德状况令人担忧：犬儒主义盛行，人际关系恶化，社会诚信缺失。更可怕的是，一些人其实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但出于一己私利，不是努力去疗救它、修复它，而是自觉不自觉地甚至无所顾忌地参与到对它的进一步破坏中。这种犬儒主义与投机主义的态度，比社会道德的损坏更为可怕。这些人之所以会这么做，并非是缺乏明辨是非好坏的能力，恰恰是在具备这种辨别能力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作恶和犯错。近几年流行的官场小说、宫斗剧就是这种社会风气投射到文艺创作中的一个结果。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主题是权谋：谁的权术高明谁就能在社会或职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好人斗不过坏人，好人只有变坏、变得比坏人更坏才能战胜坏人。电视剧《甄嬛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甄嬛刚刚入宫时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简单纯朴的女孩，但在残酷的宫廷环境中，时刻受到以皇后为首的宫廷势力的暗算和迫害。经历了一系列惨痛教训之后，她终于懂得了一个“真理”：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你必须学会比对手更加阴险毒辣，你的权术和阴谋必须高于对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说，你必须更坏才能战胜对手。最后，甄嬛终于通过这种比坏的方式成功地加害皇后并取而代之，这就是《甄嬛传》传播和宣扬的价值观。

　　上面这段文字摘自2013年9月19日人民网陶东风的文章《犬儒主义比道德损坏更可怕》。“犬儒主义”的本意是指人应当摒弃一切世俗的事物，包括宗教、礼节、惯常的衣食住行方面的习俗等一切世俗，提倡对道德的无限追求，同时过着极简单而非物质的生活，通常用来描述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犬儒主义者不认为利他主义及道德考量是人类行为的原始动机。这儿的“犬儒主义”，指的就是人类应有的道德遭到了冷落和漠不关心，容忍自私、利己、勾心斗角、不择手段种种人类的阴暗。近来，一度热捧的《甄嬛传》受到了严厉批评。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在一次访谈中亦谈到《甄嬛传》，京华时报记者问：做企业这么久以来，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董明珠说：是诚信。有段时间大家都在看《甄嬛传》，就有人跟我推荐，说《甄嬛传》对于管理企业来说是非常好的教科书，我就看了其中一集。看了以后再也不看了，觉得太可怕了。如果通过勾心斗角来支撑自己的成功，就完全没有诚信可言了。

　　对《甄嬛传》的“恶”也有不同意见，宫廷斗争本来就是这样，甄嬛是个成功的文学典型。揭恶是为了扬善。文学怎样表现善恶，既批恶又扬善，以利匡正社会风气，值得注意和探索。看来，人们还是希望世界多点善心多点光明。

　　对比同样表现宫廷斗争主题的韩剧《大长今》，可以看出两者价值观的差异：大长今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同样受到恶势力的迫害，但她没有通过比坏的方式战胜后者，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道德立场和做人原则。这样，作品的主题就是：只有坚持正义才能最终战胜邪恶。也许有人会说，《甄嬛传》比《大长今》更真实，因为生活就是这样，只有学坏才能生存。且不说这种对生活的理解是否过于狭隘、过于偏激，退一步讲，文艺作品也应该高于现实而不只是简单地复制现实。在评价历史题材作品时，最重要的标准还不仅仅是真实性标准，而是价值观标准。不正确的价值观会导致观众把不正确的生存理念带入现实生活。当然，文艺作品中的以恶抗恶、以坏抗坏的主题并不是空穴来风，根本问题是现实社会存在鼓励学坏的土壤或鼓励作恶的环境。

　　这段文字同是摘自陶东风的文章。网上对《大长今》同样有褒有贬，明显褒多于贬。“一个女人的奋斗史”;“看过《大长今》之后，我对朝鲜的古代文化有了一点了解，感觉那里的人民真是心地善良，虽然有像崔尚宫这样的人。我觉得他们的民族根基里没有侵略性，这一点我很喜欢”;“听朋友介绍《大长今》的大概内容，便到处托人借来看，一看就欲罢不能连熬通宵看完，并为剧中主人翁的打不死压不垮的精神所折服”;“突然看到了某位爱拍清朝皇帝大臣戏的张姓大腕对《大长今》的批评，觉得很吃惊，怎么就惹着这位了?上网后发现网上居然他的话获得了很多人支持，有些支持的原因居然将要上升到民族仇恨!一部电视剧这么厉害，很是惊心”;“为什么韩国能拍出《大长今》日本能拍出《阿信》?而中国呢? 除了一本正经的说教剧、古装宫廷戏说剧、所谓的偶像爱情剧、商战尔虞我诈剧、刑侦贩毒剧、斗嘴皮的情景剧等完全脱离现实的玩意还有些什么? 为什么就拍不出这种教人奋斗催人上进而基本没爱情镜头又如此引人入胜的励志剧?”;“《大长今》确实有缺点，情节是拖拉，更重要的是让人误以为针灸术就是朝鲜的”。

　　尽管编造味很浓，现实中不可能有，还是信。能让人信，就成功。是不是《大长今》也有“高大全”的味儿，过于完美了?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