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甄嬛传》到《致青春》

　　甄嬛走的是一条与魔鬼交换灵魂的道路。所不同的是浮士德收获的是年轻、智慧、美貌与真理，而甄嬛则只因面临典型的中国式困境——为家族罹难而放弃个体幸福。抛弃不同文化背景下虚构的不同成因，其相似之处在于：为个体欲求而放弃灵魂。而这种徘徊在灵魂和欲求之间、个体幸福与道德责任之间的“浮士德难题”式的困境正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遭遇的两难。

　　流涟紫对《红楼梦》的致敬只是一场语言的不成功模仿。从精神层面上说，主人公甄嬛距离林黛玉是一个反启蒙者和启蒙者的距离，她做不到如林黛玉般玉石俱焚、抛弃世界，她最终只能以对规则的深谙臣服于规则。同样是在该意义上，我们看到百年来鲁迅的焦虑始终不曾过时。

　　汪贻菡

　　从崔槿汐、温实初的行动元作用看甄嬛成败

　　近日某知名媒体刊发了《甄嬛、大长今，谁的价值观更正确》的评论文章，一度消退下去的关于“甄嬛热”的讨论，重又挂上人们口头。事实上，这两部作品不仅仅是比坏还是比好的问题，如果我们直面大长今之美所引发的喜爱始终未曾赶上青年观者对甄嬛的追捧这个事实的话，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则是：在这场大热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时代症结未曾被解开?

　　《甄嬛传》的结尾，皇贵妃甄嬛成功地击退华妃、安陵容、皇后，最后来催促皇上上路，不甘心的玄凌说：这天下很快就是你的了。甄嬛悠悠地说：是，这天下很快就是臣妾的了。只是，臣妾要这天下来做什么，臣妾要的始终都没有得到。君临天下、百鸟朝凤的皇贵妃甄嬛收获了世界，却孑然一身，满身疲倦。其满头珠翠下的轻叹其实并不陌生，每一场以鲜血换来的胜利背后，都有一颗为成功而衰竭的灵魂。而问题则在于，这困境绝不只是甄嬛自己的。

　　所谓行动元是文学理论的一个术语，简言之，即在叙事性作品中，人物兼具了两种作用，其一是推动情节发展即为行动元作用，其二是进行性格塑造即为角色作用。在说书人的底本中，为引发听者兴趣，人物的性格往往要弱于其行动元意义;但通过明清长篇小说尤其是四大名著的发展，故事人物通常兼具这两种作用。然而在《后宫甄嬛传》的整部作品中，流涟紫明明极其擅长心理描写，却对崔槿汐和温实初的内心世界始终刻意回避。而甄嬛的成功，却正是依赖于这两个人物的鼎力相助。

　　先来看槿汐。这位侍奉过前朝太妃的高级奴才，从在甄家教导甄嬛和安陵容研习宫中礼仪开始，始终扮演着甄嬛人生路上的精神导师：是她在甄嬛为第一次出手杀人而心有不忍时告诉她“人若犯我，你必犯人”，是她最早提醒甄嬛要对安陵容的友谊小心提防，依旧是她在甄嬛为清河王的爱犹豫不决时启发她火烧眉毛、且顾眼下;是她在甄嬛被逐出宫后仍不离不弃忠心相随，也是她在甄嬛要回宫复仇时，挺身而出将自己献给皇上的近侍李长;依旧是她在受甄嬛“淫乱之罪”的牵连而被投入慎行司严刑拷打时以死相拼。崔槿汐身上具有一切主子最想要的奴才品质：亦师亦友、无欲无求。

　　再来看温实初，他若干次被甄嬛拒绝，无论得宠失宠，甄嬛对他的一片冰心总是置之不理，可他却甘愿为甄嬛付出一切：为甄嬛他可以以医者身份对曹贵人痛下杀手，可以冒感染时疫的危险照看冷宫中的沈眉庄，可以千里迢迢出宫护卫被皇上逐出宫的废妃，甚至可以在痛睹甄嬛与清河王恩爱后悉心照顾生病的清河王，在甄嬛有了与清河王的孩子后犯欺君死罪助其回宫，在甄嬛被诬以“淫乱之罪”时以自宫来保甄嬛清白。这个男人全部的爱与尊严都献给了甄嬛，而甄嬛是如何看待这个男人的呢?玄清不同于温实初，对于温实初的感情，因为一直了然，一直不放在心上，于我而言不过是如同树上普通的一片树叶，知道在哪里就是了。何时叶落叶生都不甚关心，哪怕有一天他不见了呢。所以无谓害怕，只是不想他浮想太多，于人于己都无好处。

　　一步步走向皇贵妃的甄嬛，在她一路狂奔复仇的马车中，她不停地扔下装载了感情与伦理的包裹，这里面不仅有温实初的爱、崔槿汐的忠心，还有流朱年轻美丽的肉身，浣碧和叶澜依对清河王誓死不渝的感情，甚至沈眉庄与温实初的孩子也被甄嬛拿来作为挡箭牌，气死皇上、也保护了自己。她之不立自己的孩子为太子，其一为避风头太健，其二为恢复清河王之子的名分，其三则为她已疲倦于血腥的皇权斗争。然若沈眉庄地下有知，她又安能同意将自己的孩子投入到新一轮前朝皇权与后宫帝妃的混战当中呢?

　　甄嬛总有甄嬛的不得已，作品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述方式让读者更多地认同甄嬛。可因这不得已，她牺牲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的感情，为了爱情她被彻底地伤害，为了伤害她需要报复，为了报复她需要成功，为了成功她却最终成为爱的背叛者。而这与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如出一辙。

　　被异化的甄嬛：现代化进程中的启蒙困境

　　去年5月，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了一场关于《甄嬛传》的讨论，北大中文系的邵燕君提出：甄嬛是一个反启蒙者，因为她只反同样被皇权压迫的同类，而不反对皇权本身。邵燕君举例说，从《还珠格格》到《步步惊心》再到《甄嬛传》，小燕子坚持用自己天真的行为模式影响后宫，其不讲道理的亲情、跨越雅俗的爱情最终都获得了乌托邦般的胜利，而一度叛逆的若曦和甄嬛则是被后宫的行事规则逐步改造，最终深谙后宫厚黑学、成为最大的赢家。但与会的其他论者则提出，甄嬛更像一个启蒙主义觉醒者。该论者指出，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运动的实质是觉醒的资产阶级迅速发展扩张的结果，他们反对国家但不反对资本，反对垄断但不反对市场。一个启蒙觉醒者就像一个上升期的资本家一样知晓并用各种手段攫取以实现自己的欲求。从这个层面上说，甄嬛无疑是一个已然启蒙者。其回宫复仇之后的目标之明确，手段之残忍，对爱情、友情之决绝，都彰显出这是一个不择手段的野心家。

　　从梳着双髻、手持莲蓬心念“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的小姑娘到手段老辣、五毒不侵、心如磐石的皇贵妃，甄嬛走的是一条与魔鬼交换灵魂的道路。所不同的是浮士德收获的是年轻、智慧、美貌与真理，而甄嬛则只因面临典型的中国式困境——为家族罹难而放弃个体幸福。抛弃不同文化背景下虚构的不同成因，其相似之处在于：为个体欲求而放弃灵魂。而这种徘徊在灵魂和欲求之间、个体幸福与道德责任之间的“浮士德难题”式的困境正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遭遇的两难。中国文学中人的现代化进程始于“五四”，从《伤逝》中的涓生为谋生放弃子君开始，到五六十年代以革命的名义牺牲爱情，80年代《人生》中的高加林为前途放弃刘巧珍，再到《致青春》中陈孝正为出国放弃郑薇，爱情永远是用来背叛和回忆的。所不同的只是《甄嬛传》中的背叛者变为甄嬛，一个弱女子，其所放弃的绝不仅仅是爱情，其放弃和斗争的过程更浩大、彻底，鲜血淋漓从而触目惊心。

　　不同于小说《甄嬛传》中虚拟的五代背景，电视剧《甄嬛传》将时代设置为雍正年间，历史有变者，有不变者，雍正年间的宫斗故事在今天依然能引起共鸣，就在于历史有不变者。有趣的是说起来，清宫戏的兴起正当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雍正王朝》开始，在武则天、唐明皇的戏码疲软之后，二月河的系列长篇崛起，时值改革攻坚的世纪末，雍正大帝以改革者的魄力开疆辟土，推动中国经济与文化的车轮大踏步前进，其细致深婉的宫闱描写以新历史的精神演绎出帝王也有帝王的不得已，并以历史的公正裁决暗示民众对改革过程中的牺牲给予必要的理解。本世纪初，帝王形象随着《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的走红变为嬉笑怒骂的凡人英雄，其凡人特征以许三多为顶峰，其英雄气质则是在普通人都有的贪财好色之外，多一点野心、智慧和执行力。而无论是封建帝王还是凡人英雄乃至后宫叽叽喳喳的小燕子，他们都共同演绎了改革者参与历史、改变规则的勇气。然而从《金枝欲孽》《杜拉拉升职记》《步步惊心》等作品开始，主人公开始向规则臣服，他们不再质疑后宫抑或职场规则的不合理性，转而自觉地用规则自我规驯，以深谙规则的方式攫取最终的胜利。虽然胜利并不意味着一定放弃道德，然在潜规则盛行与恶的合法性得到认可的时代，一个赤手空拳者需要的是轻装上阵。

　　也因此，从仪态万方的大家闺秀到深宫中的孤家寡人，蜕变的甄嬛获得的更多的是羡慕和叹服，而非惋惜和同情，即便有同情，也是对甄嬛之不得已的同情：只因她受伤害在先，是被动的绝地反击，是情有可原的——在这种情有可原的理解中，有着当代职场屌丝们对自己踏入社会之后转变的情有可原的原谅。现代化曾允诺我们爱情自由，但当代爱情却越来越受制于金钱与房产而不自由;现代化曾允诺拥有知识就拥有智慧、努力奋斗就有黄金未来，然而从《一地鸡毛》中小林的“成熟”到《蜗居》中海萍的艰辛再到《裸婚时代》童佳倩、刘易阳的无奈都告诉我们：奋斗抵抗不了潜规则，既然如此，那就服从于规则，并放弃抵抗吧。而面对这种个体无法逆转的小群体垄断，屌丝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网络上人肉、曝光反腐，在影视和文本中一遍遍温习甄嬛的成功之路，无论她变得有多坏，既然这是屌丝们的必行之路，她就是可以理解的，她甚至就是我们的偶像：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在貌似坚韧的斗争理由之下，所深藏的犬儒主义哲学也就不足为奇了。对现实不抗争、不反对、不以卵击石，总之同流合污，成为强者才是最大的胜利。虽然我们谴责说：成功标准的不合理导致了选择的不合理，但最终，被异化的仍然是我们自身。

　　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们说流涟紫对《红楼梦》的致敬只是一场语言的不成功模仿。从精神层面上说，主人公甄嬛距离林黛玉是一个反启蒙者和启蒙者的距离，她做不到如林黛玉般玉石俱焚、抛弃世界，她最终只能以对规则的深谙臣服于规则。同样是在该意义上，我们看到百年来鲁迅的焦虑始终不曾过时。

　　从《甄嬛传》到《致青春》：共鸣与焦虑

　　从《蜗居》到《甄嬛传》再到《致青春》：听上去没关系，其实一脉相承。疲倦的甄嬛，让我们看到了疲倦的海藻、疲倦的陈孝正，和疲倦的自己。现代人都很疲倦，虽然爱情觉醒，然而惨淡经营人生，心渐如死灰。于是从《老男孩》开始，到《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再到《致青春》，无数经历了选择疼痛的杜拉拉、甄嬛、陈孝正们在成功的峰顶，追忆逝去的纯真。而最纯真的，莫过于初恋与青春。在青春的两端，一端是对成功疯狂地追求和对灵魂无情地抛弃，另一端则是无限的缅怀与创伤。而缅怀始终阻挡不了前赴后继的抛弃，就像椎心泣血的甄嬛依旧会为清河王斟上毒酒，准备求婚的陈孝正也依旧会不动声色地离开郑薇;而尚未成人的90后、00后们正是在这怪圈中看到理想终将一地鸡毛，爱情终将一败涂地，于是有的提前成熟、提前厚黑、绝不输在起跑线上;有的拒绝长大，使劲儿犯不可追究的错误、挥霍反正是用来追忆的青春——在并不属于自己的精神创伤中与疲倦的甄嬛们一起，打造一场歇斯底里的精神狂欢。

　　而在这场混杂了语言政治学、不彻底的女性主义和浮士德式困境的狂欢中，启蒙最初的动机被隐没了：要勇于使用你自己的理智，选择并且承担。事实上选择本身就是个危机四伏的词汇，只不过，用《致青春》这样怀旧的方式承担后果，以甄嬛式成功作为青年奋斗的模板，或许是解决中国式启蒙困境的错误药方。而既然鲁迅或者林黛玉只有一个，那么，正确的选择又该是什么呢?

　　或者可以确认的是，做这样一场分析并非是毫无意义的：一百年了，我们的文化启蒙远未完成，虽然网民们是不再沉默的大多数，然其政治、经济、文化的亚群体征候使得这些有一定文化修养和物质基础的新青年取代农民成为新的启蒙对象。而试图去了解被启蒙者的精神现状与危机，或许是启蒙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